宇宙探索编辑部中国作者电影西南空间
《宇宙探索编辑部》拍摄于疫情之前，也很早在国内各大独立电影节展映中声名鹊起。很难说影片在早期展映中取得的“炸裂”反响与其荒诞喜剧的类型片特质无关：导演孔大山在学生时代拍摄、在网络上走红的短片《法制未来时》，就构建了一个“文艺片闷死人……导演痛哭流涕认罪”的荒诞喜剧情境，而《宇宙探索编辑部》作为孔大山的长篇处女作，自然也保留并发扬了其“伪纪录片”和构造荒诞情境的作者特色。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不过，年4月影片正式上映后，走进影院的观众才逐渐意识到这并非一部荒谬嬉闹的喜剧类型片，相反，我们从孔大山摇晃的镜头语言和各式各样的“神经病笑点”之中，感知到了熟悉的知识分子视角，熟悉的“尤利西斯/西游记”式漫游，熟悉的诗歌与抒情，熟悉的中国西南地方色彩，乃至于熟悉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评论人“吹牛伯爵”就认为，《宇宙探索编辑部》实质上还是从属于自年毕赣《路边野餐》创始的“中国新南方电影”序列，“南方的在地性在得到不断强化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被简化为浅薄符号的危险。”
评论人的担忧有苛刻之嫌，但《宇宙探索编辑部》确实有种中国当代作者电影的“集大成”姿态：在荒诞喜剧、伪纪录片这些类型片形式风格化到极致后，我们从电影学院毕业的作者们始终放不下的，是骨子里“西南空间/西游记/塔可夫斯基”的母题范式。中国南方自《楚辞》以来的潮湿、氤氲乃至奇幻的美学色彩，与“流浪”、“闲逛”、“漫游”等文学母题长久纠缠的“奥德赛”与“西游记”叙事，以及以塔可夫斯基为代表的学院派“诗电影”影响，或许是破解近年来中国电影作者的潜在创作心理的钥匙——这种对创作者普遍精神母题的发掘，其实也与最近再次因《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而爆红的“东北文艺复兴”现象产生共振：当代新生的艺术美学力量，必然与现实实际一起，在复杂渊远的跨文化融合中诞生，并从此以时代特色之名留存史册。
“西南空间”：影像母题而非影像环境
部分评论人质疑《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南方在地性”，在于影片选择“西南”这一地域作为影像环境的本体论不够成立：主角一行五人中只有“孙悟空”是本地人，唐志军“师徒四人”都是“外来者”，而他们选择来到西南也与具体的地域特性无关，仅仅是因为剧情里的外星人降临此地——如果不是创作者主观的个人偏爱，影片的影像环境塑造完全可以迈向其他截然不同的地域风格。相较于“中国新南方电影”的其他代表作如毕赣《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刁亦男《南方车站的聚会》；顾晓刚《春江水暖》等塑造的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自述式”西南空间，《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西南”则是冒险旅途的目标客体，甚至刻薄一些说，宛若经典拓殖英雄冒险叙事中的殖民地本身——主角们是有明确动机的探险家，西南是“藏宝图”上标记宝藏的行动对象，从而“西南”在影片中发挥着神秘化的欲望吸引功用，展现的是异化的客体凝视而非能动的主体性。
然而这种批判相对忽略了《宇宙探索编辑部》与其他“新南方电影”在叙事母题上的差异：相比于在“南方”生活，将“南方”当作同呼吸的共同生长的“舞台”，孔大山恰好拍摄的是一类在电影史上有明确依托和致敬对象的知识分子式作者电影——其核心母题其实是“流浪”/“闲逛”/“寻找”。我们很容易从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乡愁》，安哲罗普洛斯《尤利西斯的凝视》等杰作中找到孔大山镜头里唐志军的影子，而唐志军这类的人物形象也经常作为电影作者对“流浪文人/吟游诗人”理想主义式的自比：没有“家”，失去根基，与整个世界存在无限的疏离。
因此，与其询问为何影片中的“南方”不是主体而是被凝视的对象，不如更加主动、积极地探讨为什么“西南”成为导演和主角选择前往流浪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不仅是随意的旅途中的一站，而更是乌托邦、桃花源、人间乐园、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西南”，是外星人沟通地球与外界的接触点，是无数超自然现象得以合理化的保护伞，更是最后唐志军“取得真经”、破除心魔后获取的最终答案，是科幻作品里梦寐以求的“42”（《银河系漫游指南》）。
这里的“西南空间”虽然确实是被“寻找”、被“获得”的客体对象，但这种客体被“神圣化”了，它超越了二元论的“我/你”，而是更崇高、更广远的“第三者”神性所在。
固然，在经典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里，殖民地在被客体化和矮化时也会披上“神性”的外衣作为遮盖，但《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神性”恰巧正好就不是一种“遮盖”，不是隐藏在凝视之下的虚妄谎言：外星人在影片里真实存在，一切超自然现象都是真的，影片真的在聊“神性”——于是影像不在“说谎”，而是进入了现实性的幻想层面，进入了真正的“想象界”。
其实，毋需理论抽析，我们也能从影片的小标题和叙事结构里明确意识到，在这个“西游记”、“奥德赛”的故事里，影片中的“西南空间”绝非仅仅是影像环境，绝不仅仅发挥叙事舞台和视觉基调的作用，而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孙一通等到了接他回母星的飞船；是师徒四人的大雷音寺——唐志军领悟了人生的“双螺旋”：是影像的本质母题。从叙事结构角度，《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西南空间”当然是创作者主观选择的，没有与人物情节做紧密的贴合，看似可以替代；但从创作者的主观角度来说，“西南空间”就是他们要表达和创作的对象本身，是真正的影像母题，是审美思维所引领而来的解放之境。
那么，到底为什么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大西南？影片本身其实并未给出答案，叙事上正如前文所述，西南空间的存在感和本体性是不坚实的。
唐志军一行人坐火车来到成都，镜头从火车窗外反复铺陈了“蜀道之难”，借助唐志军之口玩了一个“科技发展也与唐志军本人无关”的冷幽默，一段成都街景的快剪并将刺点放在了蹲在马路牙子上的“孙悟空”身上，但说到底，当影像跟随叙事真正深入到“西南空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有随处可见的普通乡村荒野（平庸到都难以称之为“风景”），重峦叠嶂潮湿阴冷但却只是远景的峡谷山林，气质肃杀甚至更为东北的废弃采石场，以及最后与其说是现实场景不如说彻底就是个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洞穴——《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文人电影”气质无数次在这些“文本游戏”或者说文本强主导的设计中得到彰显，一如去西南只是因为要接上“西游记”，拍摄峡谷山林只是因为“蜀道难”，找到驴子就一定要来一场《堂吉诃德》，影片被西南空间所反向赋予的迷离朦胧的“水雾”感，本质上来源于创作者高度的文本自觉，来自创作者从其他作品中互文而来的潜意识与无意识，来源于文本自我增殖自我生长、作者本体都难以抑制只能跟随的流动生命力——也就是说，“西南空间”在《宇宙探索编辑部》等“中国新南方电影”中，与其说是当代中国电影作者们的一种选择，更不如说是一种直觉和本能，必然来源于更加深远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思维结构，导向时代滚滚而来的精神回声。
“西游记”/GOWEST与“八十年代”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故事看似当代，最早也只追溯到开场唐志军接受采访的年，但一如我们现在谈起“八十年代”往往是对时代烙印模糊地提及，《宇宙探索编辑部》里也做到了“无八十年代”但又“无一不八十年代”。无论是《宇宙探索》杂志的原型《飞碟探索》、影片中唐志军怀念的“外星人”“UFO”热、“民间科学家”现象、孙一通的“朦胧诗”都如此的“八十年代”，孙一通头脑上扣着的“宇宙信号锅”和唐志军连在电视上的“八爪鱼信号接受器”，更是已然成为当代一种怀旧亚文化的“气功热/气功朋克”、“特异功能热”的经典符号，是大众对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岁月普遍的印象。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一方面，有些评论对影片仅仅是“提及”，而未曾进一步开掘这些曾经火热但如今已然过时的文化现象感到遗憾，但这种遗憾又同时伴随着一种同理心的共情：实际上我们想怀念的东西都汇聚在唐志军这一角色的身上，我们都实在于心不忍再让他无限期地沉溺于这再也无法返回的过去了——当然没有人真的愿意回到那个物质尚且匮乏的年代，那些说不出口的怀念也许只是在怀念相信未来、相信未知的日子，怀念影片中反复展现的将日常生活化作诗歌的可能性，怀念像唐志军那样在庸常的刹那突然能够看到永垂不朽的童话；毕竟在电影之外，那些美好的东西还没有到来就已经丢失了，那些神经病的笑点和快乐，还没有变成影像的梦境就变得悲伤了：《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复古”情怀，是带着明确自省的。
也正是因此，影片选择的落脚点还是当下：人物是唯一没有被时间所改变的锚点，唐志军的行为和目的构成了怀念行为本身——这里始终存在一个“复古”和“怀旧”之间的张力，因为真正经历过一个时代的人在与没有经历过的人分享对同个时代的“怀旧”时，他们的
